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
我想，不用我特意提醒，各位读者也能在杨素秋的文字中看到一个活色生香的西安。从回坊的小吃到舞台上的秦腔，从陕北民歌——“羊肚肚手巾哟～～三道道蓝，见个面面儿容易～～哎哟～～拉话话儿难 ”到陕西碑林的文雅风光。写下这些文字的人既是一个善于发现城市的人，也是一个善于感受生活的人。西安这座城市是由西安人填满的，杨素秋的文字是由她所记录的西安人的生机所填满的。她曾写到自己观看广场舞的经历，民间烟火气深深打动了这位爱书人。在广场舞的“动”之后，“静”也随之现身。一位清瘦老人表演武术《鸿雁》，沉稳，缓慢，有力。这位老人的腿和躯干在空中叠成惊人的难度，不是瞬时的抛跌，而是充满气息的移动，动作间他神色呼吸如常。在这座历史蕴藉丰富的古城中，动静的灵息瞬间像光斑一样落在了古城中人的心上。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杨素秋在推进图书馆的运营过程中尤为重视“接地气”。她曾提到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的那个理想“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引完此段，我们不难看出，杨素秋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选书人”。选书不简单，为公共图书馆选书更是难上加难，既要在专业性和普世性之间做出平衡，又要在个人趣味与公共意见之间把握尺度。在两难的境遇中，与其说我们看到一个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如何处理自己的专业，不如说看到一位既热爱书籍又热心于社会公益的“选书人”如何在书海中穿行。从成果来看，我想，她并没有辜负自己的专业与兴趣，也没有辜负大众对图书馆的期待。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杨素秋却倡导“一起读诗”，不仅要为其坚定乐观鼓掌，更要为其尚未被工作淹没的诗性鼓掌。这样的乐观与诗性来自她对生活中悲剧的领悟与认识。她写到一个奇才，懂得西夏文，也通文献学与目录学。十七岁已出版两部专著，谈论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崛起。这样一位年轻的奇才梦想进入北大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但在离高考三个多月时，他因抑郁症自杀。我们无法不叹息，也无法不反思。在以正确率为指标的“做题”制度下，我们的确只能培养出“做题家”。那么，这个时代，书籍究竟何为？杨素秋给我们的回答是：保留、拯救、升华。保留读书的火种，拯救干涸的心灵，升华每一颗向往书籍的美好心灵。
2013年Kindle进入中国市场，其到来让“纸质书”及其身后的出版商瑟瑟发抖，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诞生于21世纪的电子书一步步沦为“泡面搭档”并逐步退出了中国市场。纸质书为何屹立不倒，我难以说清，但是杨素秋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给予我们一种可能的回答。就像翁贝托·埃科说的那样：“书跟勺子、锤子、车轮或剪刀同属一个类型：一旦被发明出来，便无需改变。”让我们对此稍加延伸：图书馆一旦被建造出来，便照亮了热爱阅读的心，这样的光芒不会轻易消失。我们担忧无人读书，也担忧无人进图书馆，杨素秋与她即将面世的新书会给予我们一份慰藉。
返回大院，上车之后我紧贴着车门坐，车上没人和我打招呼。我四肢缩紧，看着窗外。每到一站，究竟应该给领导把车门拉开，在车下等待领导下车？还是应该端坐着，让领导先下？我不确定哪个是正确答案，只有原地装傻。几站之后，秘书坐到我旁边的位子，他帮领导拉开车门，自己先下，然后在车下面做出“请”的手势。哦，这是标准答案。
今天，全车人只有他主动和我聊天，问我从哪里来，有没有什么不适应。我心里有点感谢他，以后开会再遇到，我也要主动和他说话。他似乎是不在意等级的人。在官场不在意等级，就像在家长群坚持不给孩子报补习班，在高校不重视职称名号，都比较难。也许一开始有锐气，久而久之，或被洗脑，或被排挤，或被利益诱惑，免不了从众。若走一条人少的路，在官场为群众尽力发声，在家长群里关心孩子的求知欲和快乐，在高校里专注知识和学生，那得内心笃定，才扛得住颠簸。
我们这个城市比较特殊，土木建设，一不小心就掘出历史遗迹。公主坟，王爷墓，在外省必是热门景区，但在西安市，这些墓地可能就在寻常巷陌中，常常晾晒着干豆角和被子，没什么稀奇。
最近我路过母校陕西师大，发现那里新建了一座遗址公园，我分明记得附近原来只是个土坡。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时，校园南侧刚刚考古发现一座天坛，是唐代皇帝祭天旧址。这些描述的语句庄严持重，让我肃然起敬。学长们哈哈大笑，破除我的幻想：“千万别去看，就是一个大土包，啥都没有。”我还是独自走到那个长满荒草的土坡面前，它在深秋显得分外寡淡，荒草枯枝，毫无吸引人的亮点。它身在这个城市，同类太多、竞争太激烈，很久都没有出人头地，直到我硕士毕业离校，土坡依旧是土坡。时隔多年，现在它总算有了体面的外观。
如今也不知道我们规划中的图书馆碰到了什么文物，需要各级考古部门进行文勘，停滞在考古发掘阶段，预计还得两三年才能投入建设。但是建图书馆这事儿不能再拖，国家公共文化服务评定条例规定2020年年底区县级图书馆必须到位。这是年度考核重要项目，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各级领导要担责。无论如何，碑林区必须寻找一个现成场地做临时过渡期图书馆，必须达到条例要求的最低面积三千平方米，必须立刻上马，限期完成。
要在碑林区找到一片合适的“三千平方米”，并不容易。碑林区有“两最”：一是西安市面积最小的区县，仅二十三平方公里；二是西安市单位面积GDP最高的区县，商业繁华，旺铺抢手。
图书馆对建筑物承重要求特殊，密集书库的荷载数值是普通建筑的好几倍，土木工程界为此制定专用标准。我来挂职之前，局里选了一些阳光通透的地方，都不符合承重要求，最后只能选在地下。一个没有窗户的临时过渡的区县图书馆就这样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和紧迫性，等待我来搭建。
太阳挺好的一天，小宁叫我去看工地，我们沿着粉巷往东走。“粉巷”这个名字的来历有些意思，有人说这里古代是卖面粉的，又有人说是卖脂粉的，还有人说这儿是皇上的选妃地。我更倾向于相信最后一种说法，“粉”字妩媚，也好记，如今这条街上满是特色饭馆，暖融融的市井气。
小宁现在和我没那么生疏，我主动挽她，她也挽着我。我喜欢她这样，这样我们就不像是上级和下属。秋天刚刚开始，树上的叶子还是绿的，偶有星星点点的黄。临街放了一只巨大的锅，用烟熏制过的褐色肥肠挤得满出来，肉的香气里混合了烟的涩味。这种味儿平时很少能闻到，我忽然想起大半年以前的疫情隔离，所有小区限制出入。我的朋友穿着厚大的羽绒服来，隔着铁栅栏递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就是这个东西，打开来，就是这个味儿。
除开一百八十万装修经费，我还有一百万买书经费。第一个商人建议我用一百万元买八万册书，“八万册”正好够我们明年评估的数量底线。我有些诧异，他怎么把数字细节搞得这么清楚？他笑了一下，说他的小舅子认识某个领导，他的老同学又是什么什么秘书，他自己昨天刚刚和谁吃了饭。
我学了一个新词——码洋——即书籍封底上的定价乘以册数。第二个商人告诉我，他可以给我二五折供货，一百万经费保证能买到四百万码洋书籍。他悄悄说：“领导来检查，书多，你比较有面子。”他说他和官场打太多交道了，而我初来，不懂官场规矩，要应付上级检查，要把面子做得好看，领导才开心。“领导谁还会一本本翻看书的质量啊？主要是数量。”
小宁说自己是门外汉，不懂，买书的事情全听我的。我们确定方案，一百万元经费，码洋在一百五十万到一百六十万之间，一共买三万册。如果复本（重复的书）数量是三，那么就是一万种书。
这个方案进入了我的一封封邮件，我让所有书商按照我的需求，分别发来一万种书目。我来择优筛选，这个事情我喜欢干。
我陆续收到书单：
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
您发来的书目我已全部读过，建议按以下要求修改 近三年出版的新书籍可参考各种网站销售榜单 古典书籍涉及注解、校对和版本，一不小心就谬以千里。古典文学建议多多考虑中华书局或上海古籍出版社。外国文学，尤其是作者去世五十年以上的公版书，不用支付版权费用，译者水平差异太大。外国文学建议大量采购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午的米饭配两荤两素，一汤一薯，一酸奶一面食。在北方，尤其是在西安，面食不可或缺。本城又名“馍都”“碳水之都”，绝不是浪得虚名，《陕西美食》的歌词便是证明：
从来不吃什么意大利的通心粉好好尝一下俺们的岐山擀面皮 KFC的汉堡别看你价钱卖得美
一个腊汁肉夹馍就把你PK得找不见北
面对异域文化，这首歌首先捍卫本地美食的地位。紧接着，碳水方阵向您走来，有粗有细，有煎有煮，有酸汤有酱汁，想要尝试这么多花样，至少也得三五天：
锅贴凉粉酸菜炒米春卷醪糟三原熏鸡酸汤饺子灌汤包子
碑林门口紧挨着一条街——书院门街。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街道中段有古老的“关中书院”——明清两代陕西的最高学府。如今，这条街的生意紧紧和碑林相连，卖笔墨纸砚、书房清供、字画玉器、篆刻画框。街头有个灰白胡子的“扇子哥”，在扇面上画国画，每天只画六把，看热闹的人不少。走进这个路口，满眼都是毛笔字。碑帖、拓片、书法卷轴铺展开来，占据了街面的大半。商店牌匾全是手书，路边小筐哪怕售卖低廉花哨之物，也要用毛笔写出价格和名称。印刷体似乎不太敢出现在这条街，怕跌份儿，怕上不了台面。刻印章的小店里，工匠在安静地手作。一个朋友曾给我讲，他小时候想学毛笔字，没有老师，就趁放学时间去书院门，站在店主身后看他们写字篆刻。都是陌生人，他不好意思请教，只是胆小地站着，在露天小摊一直站到太阳下山，天黑了饿着肚子回家，回忆老师傅的运笔方式，于纸上琢磨，这么看了半年就学会了。
这个地方离我们图书馆步行只有几分钟，我应该设立一个碑帖专区，大量地买，做成特色。爱好书法的社区群众会喜欢，来碑林没看够的外地游客也能在这儿继续旅程，坐下来一页页慢慢翻看稀有碑帖。
碧姬·拉贝《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一定要补充进来。我买过多套与儿童谈论哲学的书，都不招孩子喜欢，唯有这套例外。它难度适中又充满妙趣，配的漫画也好玩。它一点都不轻视儿童的智力，循序渐进地与孩子探讨问题。在许多父母那里难以得到答案的问题，在这里被充分展开，比如生与死、爱与性、公平与不公平、金钱与工作、性别与歧视、身体与精神等。而且它们全都埋藏在故事里，在上学途中的辩论中，在学校的嬉闹中，书中的主人公渐渐地发现哲学问题，解决哲学问题。
下班路过粉巷的“西安古旧书店”，进去看看。这是我城历史最为悠久的书店之一，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公益书局，由几位早期同盟会员创办。从西安城的老照片里可以看到，清末和民国时期，这一片是整个城市的商业中心，钱庄、盐店与丝绸商号汇集于此，辐射西北，盛极一时。当时有一首顺口溜：“要穿绸缎老九章，要戴金银老凤祥，世界五洲大药房，南华公司吃洋糖。”顺口溜中提到的几家店铺都在这附近，传闻当年张学良将军常常泡在这个古旧书店里淘书。
我编书目比较慢，小宁那边的事渐渐赶到了前面。有一天，临睡前我肚子饿得难受。我晚饭吃的是什么，饿得这样快？过了会儿才想起来，我是忘了吃晚饭。下午加了半小时班，单位食堂已锁门，回家接到无数个电话：楼下邻居说天花板漏水止不住，房客说可能是地漏坏了，物业说应该是地暖坏了要我明天砸地板；A下属让我审文件，B下属让我处理网络舆情；领导让我明天别请假；C商人说招标文件有问题要反映，D商人说有些书目太稀有绝版了；教秘说学生补考成绩我没录入；招标公司说要改参数；研秘说我有个项目要写情况说明；MBA学生让我出试题；编辑提醒我论文快到交稿期限了；母亲打电话讲解纯种乌鸡和杂交乌鸡脚指头的区别以及口感差异；弟弟说好久没和我聊天，想和我聊哲学......
我十五岁进入陕西师大中文系，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入学时在基地班阅览室读到王安忆《小城之恋》的震动，那母爱的光辉让我眩目，我几乎认为这是世上最好的小说。后来，新的震动不断更迭，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王阳明、阿尔都塞 这些名字也许有些庞杂，但这正是那个刚刚走出小城、还没见过世面的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最初几步。
我十五岁进入陕西师大中文系，我清楚地记得我刚入学时在基地班阅览室读到王安忆《小城之恋》的震动，那母爱的光辉让我眩目，我几乎认为这是世上最好的小说。后来，新的震动不断更迭，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王阳明、阿尔都塞 这些名字也许有些庞杂，但这正是那个刚刚走出小城、还没见过世面的我，深一脚浅一脚的最初几步。
我后来的阅读方向和写作习惯都是在师大建立的。我搬过十几次家，但还保留着大学时的几本作业，上面有老师的笔迹，舍不得扔。雁塔校区图书馆外墙那密绿的爬山虎，别处都复制不了。我们全班曾静默排队，洗净双手，进入两道关锁密码把守的善本库，观赏老师手中一页页翻起的五色套印线装书，那柔弱而清雅的颜色，我一生中只见过那么一次。
后来我去美国访学，回国前夕问陈老师，要不要帮他带些什么特产。陈老师只需要一本有关康德的英文书。我翻译了一本有关电影导演刘别谦的书，快要完工了。老师一直惦记：“什么时候出版？我平时不读电影类书籍，但你这本我一定会读。”我请教，有一首轻佻的歌名，我总也翻不好，“girls girls girls”译成“女孩女孩女孩”不带劲，是不是“姑娘姑娘姑娘”更好？老师说：“妞儿妞儿妞儿。”这次我问他编书目的事，他立即转给我一些读书出版的公众号，嘱我关注：世纪文景年度好书，“保马”每日一书，华东师大“六点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好书榜，上海译文出版社万人票选“译文年选”，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终极书单，等等，我将这些书目一一输入表格。
陈老师常年翻译哲学书籍，他跟我说过，他对写出的每个字都尊重，反复修改。学生跟他简短email，他说你打电话，别写信。因为他回复短短几句信都得改一个小时，费时间。他的桌上常有便笺纸条，琢磨字句的不同译法。师母不敢去打搅他，那些纸条渐渐揉成纸球儿，再进入纸篓。那一段，他才译定了。他这样完美主义，我为公共图书馆做书目，较真一点也是应该的。
周末，影院里播放有关诗词学者叶嘉莹的纪录片《掬水月在手》，叶嘉莹一生坎坷，家务繁重，丈夫又暴戾，晚年时长女早逝。她最尊敬的老师是顾随先生。顾先生曾有两句断句，叶先生续作一首词，顾先生又依这两句另作一首词。银幕两侧出现这些诗句，男声女声重叠吟咏唱和。叶嘉莹与老师的遥相唱和，与古代诗词的遥相唱和，也许是她对抗生活磨难的根本力量。我快四十了，该努力做些事了，不要将家务繁多作为在学术上怠懒的借口，叶先生，还有陈越先生，都比我辛苦得多。我懒惰时，必须抬起头来仰望他们。
随后，在碑林扩建工地考察中，另一处长批评我局文物工作，并指出一条新方向。我和科长同时“嗯？”，因为那个被批评的事其实是对的，新方向才是错的，但我们不好直接打断她。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记岔政策，喉咙里轻咳一下，没有改口。第二天她下发一份正式的批评文件，让我局“对照条目整改”。我对照了，那都是旧条目，她肯定知道我们早已完成，但她让我们整改。我不会了，这怎么改？好比一场考试，让我把正确答案擦了再做一遍？我跟科长一起去问局长怎么应对。
局长说：“不用改，她发这份文件只是想给自己下个台阶。这文件不是给你看的，是给大家亮耳朵，让旁人都看看，她昨天大庭广众批评咱们局没批评错。”
几天后我出差外地，深夜接到宁馆电话。局里邀请专家召开预评审意见会，情况很不乐观。专家批评我编的书目，宁馆不懂，没法反驳。随后，领导随着专家一起质问宁馆，宁馆答不上来，领导很生气。宁馆说：“前两天是说消防不好，采光不好。今天书也被说得一无是处，这个图书馆我干不了，累得要死还被这个骂那个骂。”她在抽泣，她的小儿子在她旁边叫：“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我的这些想法不太吻合条例，也不够系统不够深刻，但我希望能有一个向上反映的渠道，能改变一丁点现实。在保证图书馆能顺利评估的基础上，我坚持留一些书目。我对弟弟说：“想要我全买三年内的书，很容易，五分钟就能让书商配好。我何苦加班熬夜？但是这个书目，我不是为书商做的，也不是为评估达级做的。这个书目，我是给人民做的。”弟弟爆笑，猛摇我的手：“姐！姐！你刚才那句话，可以进党课了！”我也爆笑。这是我说的话吗？这么正经儿！
关中平原渐渐暖和，陕北高原的春天还没什么大的动静。榆林市府谷县图书馆邀请我们去交流学习，车往北行，沿途的绿色淡下去。沙柳和杨树才刚刚抽芽，并不茂盛，却以其在沙丘上尽情蔓延的面积向我们证实陕北植树造林的成就。车过无定河，河流北侧与南侧风貌迥异，南畔是农耕的田地，北边则是畜牧的草场，一座灰白的城池屹立于河岸不远处，这是公元5世纪的匈奴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少数民族都城之一。当年，匈奴首领赫连勃勃立志统一天下，君临万邦，故以“统万”为名，还取了一个张扬的年号“龙升”。匈奴人以游牧为生，但他依然大兴土木。建筑城池的材料以沙子、生石灰和黏土加水混合而成，生石灰遇水发热生成水蒸气，人们称其“蒸土筑城”。赫连勃勃渴望自己的伟业屹立不倒，为确保城墙坚固，提出验收标准：锥子刺入深度不得超过一寸。如若超过，工匠人头不保。他将边境不断向南推进，一度逼近长安。然而，短短二十余年后，大夏国为北魏所灭。据说当年的统万城“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如今只余下残垣。我们没有进去，只是站在遗址脚下遥望角楼与龙墩，风吹得我的胳臂起了鸡皮疙瘩。
我很久没来回坊，夏天里常见的红柳木烤肉消失了，带霜柿饼一个贴着一个的脸儿，齐整整码在盒子里。街面上的几家旺铺，大包大揽啥都卖：柿饼核桃黄米糕，红枣油茶酸梅汤 据说柿饼里假货多，我来回走了几趟，所有柿饼长得一样俊俏，橙红上落着薄薄一层白，无从分辨。我又往巷子深处去，一家窄小的店不卖别的只卖柿饼，红的白的尖的圆的有好几种。正中央摆着一种丑疙瘩我从没见过，外覆厚霜，形状不规则，像盐碱地上的石头。大胡子老板跟我讲，水滴形带尖儿的叫“吊饼”，悬挂而成；扁圆形的叫“合儿饼”，平铺晾晒。挂霜的方式有化学霜（假霜）、面粉霜（假霜）、冷柜急冻解冻交替霜（真霜）、自然晾霜（真霜）。他最推荐的是丑疙瘩，挂霜时间久，软糯蜜甜。我买了几种回来，排列在我的绿色玻璃桌面上还怪好看。挨个儿去尝，果然，那些秀气的远不如丑疙瘩好吃。
紧挨着顺城巷有一溜儿文艺气息的鲜花店咖啡屋，拐个弯儿，气质开始过渡，面条铺烧饼铺，然后是菜场。这确实是个好菜场，厂房阔大，果蔬鲜活。周至的猕猴桃，碧绿里带水红心儿的那种最甜。临潼的石榴，籽儿把皮儿撑出来鼓鼓的几道棱，剥出一半，艳丽多汁，正是秋冬季节的出挑之物。主厂房的北边，过道隔开生鲜的腥味，鸡鸭鱼蟹在扑腾。往南走，是布口袋和瓷罐罐：布口袋里，干簌簌的木耳核桃大豆；白底蓝花的瓷罐罐里，养着咸菜甜酸的湿气。
看样子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做手工的这个人把将题目裁剪成条形，底色有汽车的剪影，又将含有作者“张扬”的那一行剪成三角形，特别贴在右侧。其余插图也单独依照轮廓剪下来，错开粘贴的位置。这么多年，边缘的胶水没有脱落，依旧服服帖帖地附着在纸册子上。
我读过这部小说，上世纪70年代，它曾作为地下手抄本在知青群体中秘密流传，后被列为禁书，作者入狱。1979年，这部长篇小说迎来平反，敞亮地登上《中国青年报》，每天四分之一个版面，日日连载，炙手可热。我能想象，印刷报纸的那一年，这位捐赠者正值壮年，大约刚刚从农村回到城市，激动地看到这部陪伴他知青岁月的秘密小说重获新生：“一辆蔚蓝色的海鸥牌小卧车，穿过繁华的前外大街，驶入了一条僻静的胡同 ”他急切盼望着每天的连载，又细细把这些文字保存好，反复回味。可惜这样的剪贴册不能在公共图书馆上架，老人这么多纸箱子里，最终能留在馆内的书不到十分之一。
选书确实是个难题，一个人的珍宝，对另个人来说也许是草芥。什么样的人才能胜任选书的职位？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为公共图书馆建构了一个理想的“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底层老百姓脱节，无法了解低学历人群的需求。2021年度买书资金到位，宁馆再次把编书目之事委托给我，我未必能够胜任。
我并不能完全复制前一年的经验。这好比画油画，平铺第一层底，要用温和敦厚的颜色，第二层、第三层色彩则可以渐渐跃动。我馆已有前期基础，第二年采书得稍微换个思路，以近年出版的新书为主，且要突出特色。去年第一次购书，我凭主观推测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诉求，而建馆后与读者的交谈打破了我的刻板印象。人们兴趣差异之大让我感到自身的匮乏，编书目这件事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几年前，学校里出过一个奇才，年轻的身影引起国内史学界的注意。这个学生姓林，懂西夏文，也通文献学、目录学。十七岁已出版两部专著，谈论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道家思想的政治实践与汉帝国的崛起。为了钻研宋史，林同学读《涑水记闻》《湘山野录》《墨庄漫录》，常俯视全班叹气：“你们只会学习，你们不会研究。”他的知识储备惊人，老师们都打趣叫他“林老师”。
林同学梦想进入北大以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但在离高考三个多月时，他因抑郁症自杀。这一新闻在媒体上炸开。朱妮娅反复回忆隔壁班这个圆脸戴眼镜的孩子，她既为生命的破碎而惋惜，也在思考教育的意义。学生群体里，罹患心理疾病的不在少数。另一个班里，教师没收手机的举动曾激怒一男生奔向高窗。同学们冲上去抱住，代课教师才免于责任。听到这个故事，朱妮娅转回头看自己班里的学生，担心自己给他们的压力会不会太大了？抑郁的症状间或也会在她的学生身上发作。他们会不会突然因为一件很小的事而崩溃，进而自我伤害？
朱妮娅想帮学生减负，在她班里，语文成绩年级前二百名不用写作业。你都二百名以前了，你写什么作业？不用写。作业其实是挺无聊的一个事，就是不断地让学生进行重复式记忆，顶多增加三分五分。不写作业，就有更多的时间，睡睡觉，看看书，多好。实践证明了她的判断。这些不写作业的学生，成绩一直靠前。
这块告示牌是哪天立的，我并不知道。开馆时我们有内部规定，定价超过一百五十元的书籍不外借，现在这条规定扩大到整个碑帖区，我觉得不合理。我馆大部分碑帖在百元以内，不是稀世珍品，为什么不可以外借呢？
宁馆说，碑帖是我们的特色区，要保护，万一读者把墨水滴上去了，不好看，因此不能外借。我问她，是不是第一批借出去的碑帖已经有被污染的？她说倒也没有，只是防患于未然。
在我看来，区级图书馆的图书主要是为了“用”，而不是“藏”。印度学者阮甘纳桑（S. R. Ranganathan）1931年首创的“图书馆五律”，其中第一条是“书贵为用”：图书馆藏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用起来，动起来。
宁馆也许认为，馆内翻阅同样能发挥碑帖作用。她不习字，可能不太了解碑帖的特殊性。其他图书放在馆里的确可以读，但碑帖不同，碑帖主要是用来临摹的，一个帖子要连续临摹一两个月才有效果，如果读者不能把它带回家，它就发挥不了它的价值。我曾去过省馆市馆，那里碑帖不多，大都可以外借。我馆以碑帖区为特色，反而不能外借，那这个区就成了面子工程，贻笑大方。
我给图书馆买了许多碑帖，还不够，还需要增补。他说他会帮我开一个书单，避免买到低劣版本。如果不是他讲，我并不知道，拓工的手艺也重要，十个拓工会拓出十个样子。好的拓本细腻，字的边缘有立体感，能看到厚度，能想象刀刻的角度。许多石头已经不存在了，流传在世上的只有拓片。把这些拓片拿在手里，是直观的好。他让我上手摸一下，毛茸茸。他说：“不需要深刻的理论，你只要懂一点点书法就能体会到它的品质，用心做的东西永远都好。一想到世上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我只觉得不舍。”
好纸、好墨、好拓工遇到一起，共同营造一件美物，这是因缘际会。物质文化有时候传不下去，因为那种纸没了，墨也没了。尽管网上有那么多高清图片，稀罕的拓片展览依然会吸引许多人参观。他说：“就是因为美感是有层次的，要看，要闻，要抚摸。这种美感是中国书法独有的。”当然了，在他看来，碑帖不能外借，是件遗憾的事。
古代有许多情意生动的手迹：王羲之《奉橘帖》惦记给朋友送些稀罕果子。张旭《肚痛帖》肆意狂飙，看着就痛。颜真卿《祭侄文稿》悼念为国捐躯的侄儿，那些涂改的墨疙瘩里全是他的震动。笔墨脱缰，造就不可复制的神品。而当代人习字，笔下往往不是自己撰写的文章，只是抄写现成诗句，情感隔了多层，很难飞逸。
康有为等人曾经大赞北魏“穷乡儿女造像”精神飞动兴趣酣足。古物上面的镌刻，哪怕是不识字的工匠随便刻的，都有一股烂漫之气。汉代居延、敦煌等地出土的竹简木牍，许多是当地派驻官员的书信。竹简上用毛笔直接书写，由于不受流派束缚，那些字迹反而有了“无古无今”的活泼样子，在某些时候甚至超过书法家。
从关心书法，到关心书法周遭的物质文明，这是他小时候走过的路。现在他教书法，也不愿意把书法局限在纸张上，他要带学生回到书法的原生环境。古代书法镌刻在什么样的器物上面？一起去博物馆吧。
在碑林博物馆，学生好奇这些字是怎么刻上去的。颜真卿写《颜氏家庙碑》时已经七十多岁，不可能趴在石碑上面写。那工匠怎么能保证镌刻得一模一样呢？工匠先用半透明纸蒙在原作背面，用笔蘸取银朱对字迹进行双钩。然后把整个石碑涂黑，打一层薄薄的蜡，再把双钩好的临摹纸覆于碑石之上，使银朱粘贴于碑面，然后按照银朱痕迹进行雕刻。这个过程等于拷贝了两次。为了防止碑上的字和原作有差异，有时工匠会把石头倒过来刻，保证不受自己固有写字习惯干扰。
宝鸡市的青铜器博物馆也值得一去，那里有许多酒器，觚、觯、角、爵 像规律的音阶挺立在玻璃展柜里。精巧的背后是严肃，其造型与官职一一对应。周朝礼制浩繁，端了自己不该端的酒器是大错，职位与尊严决不能随意僭越。周礼中的等级就这样明明白白地铺延在学生眼前。
大型青铜器上有钟鼎文，如果学生们能清楚地看见镌刻的刀痕，知道这些古朴的文字曾诠释了什么信息，以什么样的形态和载体在流传，文字就不再只是书法课上供人临摹的符号。
“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摇撼天地。在周朝，大型青铜器是政治家族财富的象征，采集矿物和冶炼难度使得它们只能为贵族所拥有，铭刻文字多是为了官方目的。在整个博物馆中，最耀眼的文字是“中国”二字，出现在镇馆之宝“何尊”的身上。
20世纪60年代，雨后的一天，在陕西省宝鸡县（现为宝鸡市陈仓区）贾村（镇）一个农家后院里，一位寄住在那里的陈姓农民走出家门，看见对面土坡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反射着阳光。他走到跟前，发现雨水冲刷露出一块金属，找来工具挖出来，居然是个大家伙，于是带回小院清洗干净。这个大家伙厚实稳重，肚内宽敞，立刻被当作储存棉花和粮食的好地方。第二年陈姓农民回老家固原，把铜器交给另一个人保管。过了段时间，保管者在拮据之中变卖了铜器。此后，它便迎来了戏剧性命运。
它高一尺有余，重二十八斤，以“铜”的普通身份进入当地的玉泉废品收购站，论斤结算价格，为农民换来三十元的可喜收入。当时它灰头土脸，收购站也没当回事儿，就把它随便扔在一堆破烂玩意儿当中。后来，一个懂文物的干部在收购站发现它，知道是青铜器，买下来放进博物馆，但依然只把它当作普通藏品。直到1975年，它因外壁纹饰精美被选中赴日本展出，上海专家马承源用手在它的内壁摩挲，似乎有凹凸文字，猜测这件器物大概很不一般。
清洗沉积千年的铜锈，它的底部浮现一百二十二字铭文，详细记述了营建洛邑成周一事，最为惊喜的是四个字“宅兹中国”，这是迄今发现的“中国”一词最早的来源。自此，何尊跃升为国宝，被置于最明亮的聚光灯下，投影仪将“中国”二字成倍放大，美丽的铭文像飘扬的旌旗一般浮动在展厅里。
他特别叮嘱我，碑帖书目不能依照网站畅销榜选择，尤其要回避太便宜的版本。古代碑帖因为没有版权，今人可以随便印制。小出版社就印得很糟糕，原碑还是翻刻也搞不清，随便就拿来印，这是最害人的。不懂的人常常就买了这种，因为定价低。还有一些出版社，找到很好的底本，印得却又很糟，总是很难让书法爱好者满意。以前卖碑帖文具有很多老字号，比如北京琉璃厂的荣宝斋，上海的朵云轩、南京的十竹斋等，口碑很好，现在也大都升级转型为“文物商店”，东西越来越贵，一般人也消费不起了。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近几年的那套“大红袍”——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中国碑帖名品》，质量非常放心，可以整套购入。他为自己学生推荐的也是这套“大红袍”。
我去旁听他的课。讲台上放着一大桶墨汁，头顶有几个不同角度的摄像头。学生课桌上嵌着显示屏，老师拈笔的手指被放大，同步出现在这里。杨国庆在讲台上写，学生们在自己桌上看得清清楚楚，看见老师拇指甲上的月牙，看见狼毫的根部轻轻翘起一根不听话的杂毛。他送给学生的那几幅礼物，学生欢欢喜喜地领走。其他人“哇”地叫成一片：“老师，我也想要，我也想要！”
套话为什么这样流行？威廉·津瑟在《写作法宝》中说：“管理者一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没人再去向他指出简单陈述句之美。”我承认，“不懂文字之美”也许是一部分原因，但“故弄玄虚”恐怕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越玄虚，越没有破绽，就越安全。有关这一点，影评人梅雪风说得很清楚：“套话的核心要义就是不负责任，所以不敢指向任何实际的问题，永远都只是在言语自己的迷宫里自我繁殖，用一种铿锵有力的空转作为行动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