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穷人
穷人和老鼠一样，确实可以用这种方法消灭，或者至少把他们赶出人们的视线。需要做的只是下决心把他们当作老鼠对待，并接受“穷人和不幸的人是需要解决的麻烦”。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第二条生产线并不突出，也很少被提及，但绝非附属。
相对于工作生产物质财富的显性功能，它确保了一项更基本的功能——人在社会上的生存。在现代社会，每当突然性出现消息，称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在工厂工作或服兵役，都会引发恐慌，由此说明了这个潜在功能有多么重要。无论怎样证明这种担忧的合理性，体弱多病和精神障碍都被视为一种威胁，令人担心，因为他们会把当事人遗弃在社会秩序所依赖的圆形监狱之外。失业的人变成了无根浮萍，无人控制，无人监督，不受任何惩罚性规制约束。难怪在19世纪，具有社会意识的医疗科学定义的健康典范，是够胜任工厂工作和兵役的男性形象。
工作，专心致志地工作，越来越专心致志地工作，从一开始就被移民到美国和出生在美国的工人视为一种手段而非价值，视为一种生活方式或一种使命：工作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
消费者必须以审美趣味为导向，而不是以道德规范为导向。是美学，而非伦理学，被用于整合消费者社会，确保其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并屡次拯救其于危难。伦理学赋予履行责任以最高的价值，而美学则把崇高的体验放在首位。履行职责有内在的时间逻辑，所以它把时间结构化，指引一个方向，使逐步积累、延迟享受等概念具有意义。但是，追求体验没有任何延迟的理由，延迟或许只会导致“浪费机会”。体验的机会不需要也没必要做任何准备，它突如其来，如果不立即抓住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即使抓住也会慢慢消逝）。你需要时刻准备去体验，没有什么特别适合的时刻，每个时刻都一样好、一样“成熟”。
如果说生产者社会是柏拉图式的，追求牢不可破的规则和事物的终极模式，那么消费者社会就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务实、灵活，遵循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原则。理智的消费者唯一能掌控的，就是在已知的机会最密集的时间守候在已知的机会最多的地方。这种主动性只能采纳“实践智慧”（phronesis）。
被崇拜的明星如同其他被崇拜的圣明一样，可以被敬仰，被视为典范，却不可效仿。他们象征着人生的理想，也象征着人生理想的遥不可及。体育场和舞台上的明星格外富有，他们倾心付出、克己自律，最终收获了“以工作为使命”这则信条孕育的果实。
然而，明星收获的东西多么令人赞叹，他们失去的东西就多么令人胆寒。代价之一是这种荣耀过于短暂，明星从不知名处跃入苍穹，最终又回到不知名处销声匿迹。难怪运动员是使命伦理剧的最佳演员：这种成就必然短暂，如青春一般稍纵即逝。
韦伯笔下的“清教徒”把自己的工作生活作为道德的修行，作为对神圣戒律的践行，他们认为所有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道德问题。今天的精英同样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的工作在本质上都是美学问题。就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而言，这种观念和前者一样，都无比荒唐。[6]它使人们相信，上层人士热情追求、自愿选择、珍惜且拥护的“灵活性”，对其他人也一定是一种无上的祝福，哪怕这种“灵活性”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选择的自由和自主的权利，不如说是安全感的丧失、被迫背井离乡和前途未卜。
在生产者社会的黄金时代，工作伦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工厂车间和贫民窟。其理念勾勒出一个虽未实现但正确、适当的社会愿景，并提供了一个行为指导和境况评估的准绳。这个愿景的终极状态是充分就业，形成一个完全由劳动人民构成的社会。
“充分就业”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视“劳动雇佣合同”中双方的哪一方援引该原则，权利或义务浮出水面。但与所有的规范一样，这两个方面都必须存在，以确保该原则的总体约束。充分就业作为“正常社会”不可或缺的特征，既意味着一种普遍的、自愿接受的义务，也意味着这个共同意愿被提升到公民权利的地位。
界定了规范也就界定了不正常。工作伦理规范把不正常概括在失业现象中——“不正常”就是不工作。意料之中的是，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查尔斯·布斯（Charles Booth）和西伯姆·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等人认为，“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贫困，因此贫困现象不能用工作伦理的传播不充分来解释”。这对英国的启蒙思潮来说是一种冲击。如果普及工作伦理是人们面对社会问题的首要考量，是诊治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那么“就业中的穷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鲜明的矛盾。
工作曾经是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交汇，但现在它离这个核心位置越来越远，如前所述，曾经作为最高管理原则的工作伦理正在逐渐降格。如今，它退出了（或者说被挤出了）许多它曾经直接/间接统治的社会生活、个人生活。非就业人口或许是它最后的退路，或者说最后的生机。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这是工作伦理在新的消费者社会能做的最后贡献。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贫穷意味着直接威胁人的物理生存——因为饥饿、病重时无人照顾或缺乏住所而面临死亡的威胁。目前全球仍然有很多地方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即使提升穷人的生存条件，使他们脱离仅能勉强生存的境遇，贫穷仍意味着营养不良、变幻莫测的气候的威胁和无家可归——相较于特定社会中公认的营养、衣着和住宿的应有标准而言。
贫穷并不仅限于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一种社会和心理状况。每个社会都有“体面生活”的衡量标准，如果无法达到这些标准，人们就会烦恼、痛苦、自我折磨。贫穷意味着被排除在“正常生活”之外，意味着“达不到标准”，从而导致自尊心受到打击，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贫穷也意味着与既定社会的“幸福生活”无缘，无法享受“生活的馈赠”。随之而来的是怨恨加剧，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
消费者社会中，“正常生活”是作为消费者的生活，他们专注于从各种公开的机会中选择，以获取愉悦的感受和生动的体验。“幸福生活”的定义是：抓住很多机会，错过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抓住最被人乐道、最被羡慕的机会，而且最好捷足先登，不落于人后。和其他各类社会一样，消费者社会的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在消费者社会中，一个人无法幸福地生活，甚至无法正常地生活，就意味着他/她是失败的消费者，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社会的穷人，被社会，也被其自身定义为有瑕疵的、有缺陷的、不完美的、先天不足的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不合格的消费者。
在消费者社会里，作为消费者的不合格是导致个人社会降级和“内部流放”的首要原因。正是这种不合格、这种无法履行消费者义务的无能，转化为痛苦，他们被抛弃、被剥夺、被贬低、被排除在正常人共同享用的社会盛宴之外。克服这种不合格被视为唯一的救赎，是摆脱屈辱困境的唯一出路。
彼得·开尔文（Peter Kelvin）和乔安娜·E.贾雷特（Joanna E. Jarett）曾研究“消费者社会中失业的社会心理影响”[7]。他们开创性地发现，有一种境况对失业者来说特别痛苦：“似乎永无止境的空闲时间”加上他们“无法利用这些时间……日复一日，他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没有安排”。失业者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令人满意的或有价值的方式安排时间：
弗洛伊德在消费时代来临之前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幸福状态，我们只有在满足了某个令人烦恼的需求时，才会获得短暂的幸福，但紧接着就会产生厌倦感。一旦欲望的理由消失，欲望的对象就失去了诱惑力。然而，事实证明，消费市场比弗洛伊德更有创造力，它唤起了弗洛伊德认为无法实现的幸福状态。秘诀在于：在欲望被安抚之前激发新的欲望，在因占有而感到厌倦、烦躁之前替换新的猎物。永远不出现厌倦——这才是消费者的生活准则，也是切实可行的准则、触手可及的目标。达不到这个目标的人只能怪自己，并容易成为他人鄙视和谴责的对象。
杰里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曾提醒过他的读者，当今社会依赖于“制造人为的、主观的不满足感”，因为本质上“人们满足于自己拥有的东西才是最可怕的威胁”。[10]于是，人们真正拥有的东西被淡化，被贬低，被较富裕的人锋芒毕露的奢侈消费所掩盖：“富人成为被普遍崇拜的对象”。
回首过往，曾经作为英雄被大众崇拜的是“白手起家”的富人，他们严格、执着地履行工作伦理并获得了回报。时过境迁，现在大众崇拜的对象是财富本身——财富是最梦幻、最奢华的生活的保障。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或已经做了什么。富人普遍受人爱戴是因为他们选择自己生活的神奇能力（居住的地方、共同生活的伴侣），并能随心所欲、不费吹灰之力地改变它们。他们似乎永远游刃有余，周而复始，没有终点，未来永远比过去更精彩、更诱人。需要特别指出，对富人唯一重要的是他们的财富为他们打开的广阔前景。他们看起来确实是以消费美学为指引的，他们对消费美学的掌握（而非对工作伦理的服从和经济上的成功）才是他们高人一等的核心，是他们获得普遍崇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