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读就上瘾的中国通史-1
宋朝史学家吕祖谦说过一段读书法：“今人读书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读圣人书，及一旦遇事，便与闾巷人无异……只缘读书不作有用看故也。何取？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
既然是做生意，总要有交易地点吧。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不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和摆摊。河北又太远。于是，最佳贸易路线就设在了山西。汉朝商人带着货物汇聚到太原，然后继续向北参与贸易。汉朝和匈奴双方各取所取，维持了很多年的和平。
那时的山西是农牧交流的通道，数不清的财富沿着汾河流过，成就了太原千年的辉煌。这点和新加坡、中国香港很像。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能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和资金的结合，又能带动本地的全方位发展。
史书中山西名人很多，但处于第一梯队的几乎都来自第一个千年。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响当当的山西人。比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宋朝以后还有谁？
这些人杰的出现，其实是贸易路线的产物。钱在哪儿，事就在哪儿，人才也容易在哪儿扎堆。繁荣的贸易成就实力强大的地区，所以北魏建都大同，高欢在太原成立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也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英雄。
当李世民荡平突厥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加繁荣，南北方的物资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在山西扎根。太原也和长安、洛阳一起，进入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保卫大明江山的安稳呢？藩王不能分封了，卫所大将又有变成安禄山的风险，朱棣只好迁都北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就是天子守国门。
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心和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把经济中心收入囊中。秦汉不存在的问题，明清以后是大问题。
天子守国门是很划算的买卖，除了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汇聚全国资源用于外战。
国家什么地方最尊贵？当然是首都。全国的资源必然会汇聚首都，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送、分配的成本实在太大。建都北京的明朝，可以及时给九边重镇援助，节省来回运送的成本。而且外敌来袭时，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凝聚人心，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没人希望首都陷落。
如果明朝一直定都南京，会发生什么？北京恐怕会成为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也将成为抢劫的最佳地点，就算围城也不会有大军援救。勤王？嘿嘿，王在南京呢。
勤俭节约是王朝初期的特质，干什么都精打细算的，舍不得花钱，也不讲究吃穿，一切以积累为主。只有家家有余粮，账户上多几个零，才能形成大规模的商业繁荣，进一步刺激消费。缩小到个人，则是从吃饱到吃好，穿暖到穿得漂亮，然后奢侈品、房地产等才能逐渐兴起。
这种环境类似于我们的祖辈和父辈，平生没什么爱好，只喜欢存钱、存粮食、囤白菜，凡是能积累的东西，都要留一点。不是他们不懂得享受生活，实在是生存环境不允许，不存点东西，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喝西北风。
他们的使命就是积累和打基础。他们唯一的目标是过上好日子，可他们的好日子只能留给儿孙去完成，自己几乎看不到希望。
王朝初期是牛人的好时代，不是普通人的好时代。
那盛世也不好吗？好当然是好，只是烦恼也很多。唐朝的开元盛世，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生活得很好。他们心中极其骄傲，一股大国气象扑面而来。仅国内生活好是不够的，还得万国来朝、睥睨四方，才配得上无双盛世。
北宋没有唐朝的国际地位，但富裕程度远远超越唐朝，经过160年的积累，宋徽宗时代达到“丰亨豫大”的程度。可盛世正处于抛物线的顶端，辉煌之后必然是衰落。
安史之乱埋葬了长安的繁华，公卿贵戚流离失所，百姓惶惶如丧家之犬。靖康之变终结了北宋，人口百万的汴梁在金兵的屠刀下犹如人间地狱。遥远的北国，一场“牵羊礼”明确告诉徽、钦二帝：“你们都是失败者。”
汉朝的盛世虽然没有这么惨，但汉武帝晚年海内穷困，户口减半，当时百姓的生活也很凄惨。在明朝，盛世应该是英宗朱祁镇到武宗朱厚照之间。由于明朝没有大规模开疆拓土，所以盛世不太明显，从嘉靖起就已经走上末路了。
所以相对于普通人来说，盛世也并不完美。
那些既得利益者已经形成规模，基本垄断了可见的资源。由于古代没有科技创新，平民百姓的上升渠道已经被堵死。一层天然的隔膜，让权贵、士绅、贫民成为老死不相见的群体。不出意外，阶层固化将永远存在下去。
土地兼并盛行，很多人连饭碗都保不住。存量市场的激烈竞争，出现“笑贫不笑娼”的观念，纸醉金迷的奢侈风气盛行。很多男人为了发家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女人为了嫁得好而费尽心机，大家都一致向钱看。
普通人建不起房、娶不起老婆的比比皆是。类似的场景，在杜甫手中化为不朽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盛世王朝已经处于两极分化初期，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条路径再往下走，便是乱世的到来。
最重要的是，国家发展依然处于增量。此时距离开国不远，土地还没有被瓜分干净，人口增长也没有达到承载极限，每年都能看到经济指标向上涨，所有人都能上车分果子。这时，开国雄主的余威还在，官吏不敢过分踩踏红线，社会风气也有勤俭节约的意思，纯粹的纸醉金迷还没有普及。
虽然沙场老将凋零，但军队的战斗力保存了下来，一些微小的边境冲突，派些军队就足以搞定。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好。他们可以真实感受到，好日子已经来临了，并且每天都在变得更好，抬头看未来，一片光明，他们挥舞锄头更用力了。
在王朝的上升期，所有人都胸怀盛世梦，齐心协力地向前奔去。他们坚信日子会越来越好。虽然老百姓也能感受到上升通道在收缩，偶尔也会焦虑，但他们不会绝望，因为留下的狭窄缝隙足以让一大批人通过。实在不行就开荒种地，希望还是有的。
此时的大明朝，没有人觉得要完，只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不久后，它将位于抛物线的顶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时代才是最好的。好就好在留有余地。虽然没有处于盛世，但也算摸到盛世的边了，同时还保留了开国初期的质朴与刚健。
不多不少，刚刚好。
1629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书，建议整顿全国驿站，这样一年下来能省几十万两银子。
说是整顿，其实是裁撤。得到崇祯皇帝的许可后，刘懋雷厉风行，很快就裁撤全国大部分的驿站，虽然每年可以节省68万两银子，却也砸了几十万人的饭碗。
砸人饭碗，犹如杀人父母，李自成就是失业大军中的一员。他失去了糊口的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失业补助。人才市场也人满为患，他连大门都挤不进去。此时正好是小冰河的极寒期，饥荒开始在陕北蔓延。饥民成群结队地去挖野菜，野菜吃光就只有树皮、观音土，反正走投无路，他们只能自力更生。
李自成带着侄子李过到甘肃当兵，不求升官发财，只想混口饭吃。可他不知道，军队也没有余粮。卢象升当宣大总督时给朝廷写报告：“所辖之军，其饷银自去年十一二月到今，分毫未领也。各军兵虽复摆墙立队，乘马荷戈而但有人形，全无生趣……况时值隆冬，地居极寒，胡风朔雪，刺骨寒心。微臣马上重裘，犹然色战难忍，随巡员役，且有僵而堕马者。此辈经年戍守，身无挂体之裳，日鲜一餐之饱。夫独非圣明宇下苍生、臣等怀中赤子乎？铤而走险，所不忍言，立而视死，亦不忍见。一镇如此，三镇可知。”
意思是说，大同军队已经一年没有军饷了，为了养家糊口，武器装备都已经被卖了，即便如此，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御寒。大同的冬天经常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这么冷的天气，卢象升穿着裘皮大衣都冷得不行，何况那些穿着单衣又吃不饱饭的士兵？大同号称重镇都是如此，何况甘肃。
李自成所在的军队因为缺衣少食，不得已杀官造反。他们终究没有逃脱时代的宿命，从此以后，李自成加入农民起义军，从队长、闯将一直成为闯王。他们没有理想和目标，只是被时代的洪流推着向前，生或死，成与败，都不由自己做主。他们最初的动机，不过是想吃饱饭。
当然，崇祯皇帝也给过他们机会。1631年，三边总督杨鹤对崇祯皇帝说：“饥民造反是因为没饭吃，只要拨款赈济，一定能平定叛乱。”他主张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崇祯拿出十万两私房钱，交给杨鹤用来招抚。不得不说，这一招效果很好。除了渡过黄河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留在陕西的起义军大部分都投降了，排队领到救济补助后，纷纷回老家安顿家人。
不过，有效期只有半年。半年后，他们的补助早已用完，但地里没有庄稼，再过一段时间还得交公粮，而崇祯再也拿不出钱了。怎么办？只有重操旧业。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局。从此以后，农民军在中原纵横多年，犹如熊熊烈火。
1644年，士绅有两张面孔：在李自成的占领下拼命造反，在清朝的占领下一腔热血地表忠心。矛盾吗？一点儿都不矛盾。他们很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至于国家危亡、民族大义什么的，他们已经顾不上了。
公元179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英国政府正式任命马戛尔尼为使者，以庆祝乾隆八十大寿为名，正式访问大清国。庞大的使团中有数学家、艺术家、医生等，他们携带天文地理仪器、科技书籍、大船模型、先进的武器，希望英国的实力能够得到大清国的认可，成为各自的贸易伙伴。
当马戛尔尼的使团来到乾隆所在的承德避暑山庄时，他满怀希望的心情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们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结晶——前膛枪、望远镜、地球仪、炮舰模型一一呈送给乾隆时，只换来一句评语：“所称奇异之物，只觉平常耳。”
在伟大的皇帝眼中，这些东西很平常，还没有宫中的珠宝装饰好看。大清国能有现在的成绩，靠的是“以骑射立国”，这些火器炮舰有什么用？
马戛尔尼等不死心，从承德返回北京后，又邀请大将军福康安观看英军卫队的军事表演。英军卫队卖力地表演了列队、前进等军事动作，展现了线性步兵、三段式射击法等战术，希望能在装备弓箭大刀、火绳枪的清军面前找回一点面子。
表演结束后，马戛尔尼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对牛弹琴”。福康安和清军根本就不懂现代军事，前膛枪、三段击的战术早已风靡欧洲，配合大炮能将游牧民族的骑兵打得落花流水。可在福康安眼里，这些不过是几声巨响而已，吓唬谁呢？千军万马冲过来，你能打倒几个？他轻蔑地撇撇嘴：“我看也罢，不看也罢，火器也没什么稀奇的。”
英国人知道了，这样的访问是不会有结果的，这根本是文明维度的差距。
1794年3月，英国使团离开中国。后来副使斯当东在回忆中国之行时，写下了触目惊心的文字：“清国的贫穷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都会被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捡回去，当美味一样吃掉。而清军的穿着，也如同叫花子一般。
“房屋都是木结构，没有天花板，只是在房顶铺上茅草，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地，从房梁上垂下的一个个草席，将房间分割成若干个屋子。大街上也看不到马车，唯一能见到的运输工具是独轮车。
“农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土地上，精细化的耕作让植物间不留缝隙，从来不浪费一点点。只希望能在少得可怜的土地里，尽量多长一点粮食，以便填饱肚子。”
这就是伟大的“康乾盛世”。当大清满足于“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成就时，却不知道世界已经变了。
和秦始皇一起战斗的依然是李斯。那时，他已经成为丞相。他站出来反驳淳于越：“陛下创建大业不是你们能理解的，再说三皇五帝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根本没有可比性。时移事异，什么年代做什么事。
“如今的学者都喜欢厚古薄今，让老百姓无所适从，一定要禁止，不能让他们妄议朝政。
“除了《秦记》，其他诸侯国的史书都烧掉，不是专门的学者，也绝不允许私藏诗书，只留下医学和种地、植树的技术类书籍。”
秦始皇说：“照办。”这就是焚书事件。
皇帝和丞相亲自下场，进行了一场文化清理运动，他们希望在文化领域也能实现大一统。
他们只留下秦国史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和诗书，只能在咸阳图书馆存一套，民间好好生产就行。站在秦始皇和李斯的立场，可以理解。
如果不消除人们心中分裂的种子，大一统始终流于表面，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帝国就将重新面临分裂的危险。而学者妄议朝政，则会消解朝廷的声音。民间百姓的文化水平不高，不可能看清时代的转折点，他们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是一旦学者用利益煽风点火，百姓很可能就会站在朝廷的对立面。
为了朝廷大计，他们只能让学者闭嘴。不仅不允许乱说话，连书都不能看，这样一来就彻底消除了文化界的不安定因素，等下一代人成长起来，帝国的新制度就落地了。
如果百姓想学习法令，也要以吏为师。他们学习法令之后，可以帮助官府治理地方，也可以成为干部队伍的后备军，大大扩充帝国的执政基础。
这些就是秦始皇和李斯的想法。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只是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做出的选择。
当然，天下的书也不是都烧了。所有经典书籍都在咸阳有备份，只是随着项羽焚烧咸阳，那些书籍也全部付之一炬。“大火三月不熄”，飘荡着一股竹简味儿。
儒家崛起，有很长的路要走。公元前81年，霍光以汉昭帝的名义召集了60多名贤良文学士[35]来长安，对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进行了一次大讨论。
贤良文学士主张缩小政府的规模，放弃盐、铁等垄断行业，重农抑商，让利于民，再次实现文景盛世。但桑弘羊反对。他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用强制手段调节社会需求，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双方互不相让，从2月争论到7月，最终，贤良文学士取得胜利。大汉帝国也因此废除了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第二年，桑弘羊也因谋反罪被霍光处死。
在60多名贤良文学士中，有一位学者叫桓宽。他回家后，把会议的过程和结论整理成了一本书，起名叫《盐铁论》。不论是会议还是《盐铁论》，表面上讨论的是经济问题，但背后却是意识形态的争论。
桑弘羊是法家，贤良文学士是儒家。他们争论的焦点远不止眼前的政策，而是大汉帝国以后的指导权，理论、财富、权力、人事，一切都将取决于这次会议。
这场博弈太激烈了。最终法家失败，儒家取得空前的胜利。不过法家和文吏的传统势力很庞大，“盐铁会议”后儒家只是平分半壁江山，想要一统天下，还需要机遇。而他们的机遇来自于几十年后的皇帝父子。
汉宣帝其实是汉武帝、桑弘羊一脉，他重用酷吏，打击豪强，加强朝廷权威，缔造了大汉最后的辉煌时期。可太子却是标准的儒家学子。太子对汉宣帝说：“老爸，你的做法太残酷了，不如用儒生吧，以仁义教化天下多好。”
汉宣帝一听就生气了。汉朝的制度是霸王道杂之，也就是一手面包，一手钢刀，听话的吃面包，不听话的吃钢刀。他本来想废掉太子，但一想到曾经和皇后走过的艰苦岁月，还是下不了决心，听天由命吧。汉宣帝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太子登基后，就是汉元帝。在汉元帝的领导下，儒家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儒生认为汉朝虽然强大，但不够完美。他们强调个人道德的力量，反对政府对社会的过度控制，他们希望把政府改造成周朝的模样。但是法家官吏的势力始终存在，他们从不谈理想，敢作敢为并且不在乎任何道德的束缚，只根据法律的标准做实事。
按道理说，儒生是很难和法家对抗的，毕竟没有武器嘛，可帝国的民间社会提供了最广阔的市场。那些年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耕种的一点点田地，本来收成就不多，却要拿出一半来交税，再刨除来年的。
王莽出身于帝国最有权势的家族。他的姑姑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按照汉朝传统，皇太后将享有巨大权威。于是，王政君在汉元帝去世后，提拔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其他六个兄弟都被封侯，连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做了水衡都尉。
王氏家族之富贵震动天下。虽然王莽的父亲去世早，没有赶上这一波红利，但出生在这个家族，本身就是巨大的胜利。更何况，他还是一个标准的儒士。
从小，王莽就跟随名师学习《论语》，学术水平相当高。他的哥哥早逝，留下妻子和遗腹子。王莽谨记“兄友弟恭”的教训，坚持供养寡嫂和侄子，很快就成为青年道德楷模。
王莽到叔伯家做客时也恭敬有加，屁股只坐沙发的一半，喝酒碰杯也一定要放到最底下，出门会一直退出去。
不要以为做这些很容易。王莽明明有权有势，可以飞扬跋扈，他却偏偏用最严格的姿态要求自己，这怎么能不让人产生好感？富家子弟稍微谦逊一点，就能博取很多人的好感，何况是大汉第一家族的王莽。
人穷的时候，自律不算什么，当他有资本时依然自律，才是最大的本事，也最让人崇拜。那些年，王莽是大汉的国民偶像。
王莽封侯之后，有了丰厚的收入，全家却依旧艰苦朴素，妻子连丝绸都舍不得穿，客人都以为她是家里的老妈子。
儿子失手杀死奴婢，在别人家不算什么。奴婢而已，只是私有财产，她的生死和人生都是主人一句话的事。大不了暗箱操作一下，给儿子洗白。王莽不行。他一定要逼儿子自杀，以第一家庭的名义，维护法律和道德的权威。
在那个年代，王莽不是沽名钓誉的小人，而是时刻以儒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君子，而这个君子年仅38岁就当了大司马。有权势、有信仰、有能力的儒家信徒，太符合帝国儒生的期望了。于是，新圣诞生了。
所以，当王莽官场受挫时，就会有无数人出来请愿，把他送回朝廷的权力中心，每次都是如此。
宋朝采取“与士大夫治天下”，优待官僚集团。在宋朝，只要一人当官，全家都能受益。从宰相到大夫，都有资格让子孙、亲戚做官。开国功臣曹彬去世，换来家族20多人做官的资格；李继隆去世后，也荫庇了几十人。再加上科举扩招、卖官鬻爵、商人授官，宋朝官员的数量急剧膨胀。
宋真宗年间的官员数量是9700多人，到宋仁宗年间就涨到17000余人。这还只是有级别的正式官员，待岗、候补的更是不计其数。
更重要的是，朝廷给官员的工资都很高。据史书记载，宋朝工人、农民的平均月收入是1800钱，只够一家人糊口。而一名九品官的工资能达到12000钱，宰相就更夸张了，月工资是40万钱，这还不算其他补贴、福利。都说宋朝是读书人的天堂，由此可见一斑。
相比冗官，冗兵也是大问题。
宋朝初年，边疆有辽国、西夏在闹事，朝廷不得不在边疆屯驻重兵，再加上中原无险可守，只能增加禁军数量来保卫东京。为了防止农民起义，每逢灾年，朝廷都会到灾区招兵。把青壮年都安抚好，想起义都找不到人。
宋朝逐渐形成辽国、西夏、东京三大重兵区。有多少人呢？100多万。
宋太祖年间，全国士兵共有37万，其中禁军19万。仅几十年后，这个数字就翻了三倍。宋仁宗年间，全国士兵共125万，禁军82万。125万士兵的粮草、后勤、补贴、装备在任何时代都是一只吞金兽，在农业社会足以拖垮整个国家的财政。
冗费则来自皇帝、官员的奢靡浪费。
皇帝嫁女儿、娶儿媳要气派吧？庆贺太平盛世要办舞会、酒宴吧？各部门要不要经常考察、旅游啊？除了正式官员以外，那些办事员、科员等“吏”是没工资的，但也得养家吧？只能靠贪污受贿了。
教科书上把“冗官（员）、冗兵、冗费”说得干巴巴的，可一旦设身处地地想想，真是不寒而栗。宋朝经济再发达，也承担不起这么重的负担啊！
为了扩充财源，唐朝建立起盐铁专卖制度。进入五代十国，各个军阀为了筹措军费，把专卖制度更加发扬光大。而这一切都被宋朝继承了下来。
反正是按照土地收税，只要有人种地就能收到钱，也就没必要搞什么分田地之类的事了，这也是“不抑兼并”的国策由来。可问题是，有一帮人不需要交税啊。那几万名官员和亲戚、朋友占尽国家红利，却不用付出一点代价，而兼并土地的急先锋也是这帮人。
宋朝初年，交纳地税的自耕农占人口的一半左右，到宋仁宗末年只剩下三分之一，不用交纳地税的耕地占70%。根据“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原则，地税只能减少，绝对不会增长。
幸好还有专卖制度。除了盐、酒、茶等人民群众的刚需产品，朝廷把矾和香料也纳入了专卖体系，或直接垄断，或寻找代理商，反正能赚钱就行。垄断的利益是巨大的，宋朝把专卖制度发展到极致后，收入一度占到财政总收入的60%到70%，地税只占一小部分。
宋朝的富裕和商业繁荣大抵来源于此，在那个没有产业升级和技术改造的时代，一旦把垄断做到极致，专卖的潜力也就挖尽了。
红利消失殆尽时，大致是宋仁宗末年。几年后，宋神宗继位称帝，面对的是一幅惨淡光景：地税早已枯竭，能维持下去已经不容易，均田免粮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专卖制度也没有增长点，红利到头了。可朝廷的开销在不断增长：官僚体系越来越庞大，朝廷越来越奢侈，军费开销有时占财政收入的80%……所谓“百年之积，唯存空簿”是也。
这样的大宋朝，可真是穷到家了。
每一个封建王朝走到中期，都会面临一个选择：变法。
在地税枯竭、专卖无法增长的既有情况下，王安石另辟蹊径，提出“理财”的概念，想在既不增加地税伤害农民，又能增加财政收入中寻找新的平衡点和增长点，也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起来复杂，其实也简单。方田均税法：清查土地占有情况，向既得利益集团开刀，让多占田者多纳税，少田、无田者减轻负担。
青苗法、市易法、均输法：都是之前王朝用过的办法，朝廷把仓库中的粮食和钱拿出来，直接参与市场经济，既便民，又生财。
保甲法、保马法：建立严密的基层组织，可在必要时征召庞大的民兵队伍，又把经营不善的国营马场下放给基层经营。
免役法（募役法）：出钱免除劳役，官府再雇人干活。
王安石希望用国家的力量来影响市场，最终达到民间和朝廷力量的再次平衡。虽然不像汉武帝一样搞得“中产之家皆破”，但足以为帝国续命。
变法铺开以后，“青苗法”每年能带来将近300万贯收入，“免役法”也能带来将近400万贯，各项变法收入加起来，最终积蓄了可供朝廷使用20年的财富。但这也到此为止了。“王安石变法”触动了利益集团的表面，却远远没有触动灵魂。
马克思说：“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
有资本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东方和西方不同，基本没有宗教战争，东方的变法和造反几乎都是为了重新分配利益。王安石自诩“理财”，其实还是劫富济贫。在他的理想中，老百姓是不用加赋的。但财富总量是固定的，既然不从老百姓手里拿钱，那就只能从利益集团手里要钱。
在变法的过程中，迎接挑战、攻击是必然的，这时就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人来支持王安石。很不幸，宋神宗不是一个好领导。
满朝文武和天下富人都是旧体制的受益者，现在突然冒出来一个王安石，怎能容你？于是所有人都反对变法。司马光公开批评王安石，韩琦上书否定变法，富弼辞职，就连苏轼都差点因为“乌台诗案”送命。
面对这样的攻击，宋神宗扛不住。站在宋神宗的角度上看，其实也能理解：所有朝堂重臣和一个王安石，到底该如何取舍，其实不难。不是所有人都有魄力用自己的牺牲来换取后代的幸福。如果有一个强力的君主支持，王安石就能成功吗？至少有一部分不行。
燕云十六州的纠结也源自于此。大宋虽然经济实力很强，但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这很难让燕云子民对其产生信心，也很难使中原产生向心力。而这种实力不强的现象，又会让燕云加深对辽、金的依附，时间一久，这种心态变得根深蒂固。之后金国占据黄河以北，元朝统一天下，再次加深他们的这种依附心理。
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北方汉人处于第三等，略微超过第四等的江南汉人。
人类有一种从众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处境，或者做同一件事，那么他们就不会有任何异样感，反而觉得不那样做的才是异类，所以元朝的大部分人会以蒙古人为尊。
大部分人皆是如此，更何况是天子脚下的燕云。毕竟国力不如人，整个江山都输了，再争论燕云十六州实在没必要。他们拥汉也好，崇蒙也罢，都是在历史大势之下的选择。
输了大势，何谈局部。
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意义，远远被低估了。他本来是江南的第四等人，连辛苦耕作的农民都不是，开局只有一个破碗，吃饱饭都成问题。生于风云际会的元末乱世，朱元璋为了活命而投身军旅，凭借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九五至尊。
毛泽东读冯梦龙编的《智囊》时评价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朱元璋用军事能力打下江山，重新建立汉人王朝，已经是很厉害了。但朱元璋此后还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重建制度。
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崛起，带着十几万骑兵东征西讨，打下五百万平方千米的江山。在这样的基础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们继续奋斗，终于在亚欧大陆囊括广袤的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帝国。
没有人能反抗蒙古帝国，但凡冒头的都兵败身死。虽然后来蒙古分裂成数个汗国，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统治中原的元朝也不例外。那时，北方宋人只是第三等人，他们崇尚元人风俗，以说胡语、穿胡服为荣，虽是宋人血统，但已经是精神上的元人。当朱元璋的义军在南方征战时，北方汉人豪强纷纷组建军队，誓死保卫伟大的黄金家族。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南方汉人站起来恢复江山，北方豪强却要与其为敌。他们已经不再认可自己祖先的事业。
所以，朱元璋的事业很艰难，他不仅要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还要重建遗失的汉人制度。这是弱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军事胜利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
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后，命令徐达和常遇春在山东、河南、陕西剪除元朝羽翼，然后直捣大都。至此，明朝对元国取得压倒性胜利。而当国力对比颠倒之后，曾经的燕云十六州再也不是问题，徐达顺利地进入了北京。至于元顺帝，早就搬家跑路了。
这也是我们说的，局部的焦点不是根本性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互相博弈的大国的实力对比。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之下，不论燕云十六州的人如何留恋过去，都只能被历史的车轮无情碾碎。
那么收复国土之后该怎么办呢？那些说胡语、穿胡服的北方人总要想办法收拢吧？这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之争，丝毫马虎不得。
朱元璋的办法是恢复汉家衣冠。他用自古以来的传统，重新构建王朝的精神共同体，找到南北、胡汉的平衡点，让大家能够有对话交流的平台。他既要团结汉人，也要拉拢元人。这种对话交流的平台不仅是维护中原王朝的纽带，也是王朝走出国门的必需品。要想让万国来朝，必须能说出打动人心的故事。
明朝的故事是仁义与和平。
朱元璋列了很多不征之国，朱棣时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以和平为主，他们用故事向追随者宣布：“我们是朋友。”
元朝的管理很粗暴，用色目人做包税人，让地方豪强管理基层，结果导致朝廷的存在感很低。如果继承元朝制度，明朝的江山也会风雨飘摇。
于是朱元璋用毕生精力，建立起如臂使指的政府。如果有必要，皇帝说的每一句话都能传到农村，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强大的政府让朱元璋可以调动明朝的每一个铜板、每一个人，同时也让军事行动、文明教化更有成效。
所以朱元璋要做的事情，是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中国。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是一位官员写的拍马屁对联，他用黄金制成后送给张居正，而张居正又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家客厅。狂吧？还有更狂的呢。16岁的万历皇帝想给母亲重新装修一下宫室，毕竟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成了皇太后，也该享享清福了。张居正说：“不行，祖宗们营造的宫殿已经很完美了，不必乱花钱。”
张居正的母亲从老家进京，马上就被接到皇宫，得到了皇太后的接见。她们手拉手说着家常话，仿佛相见恨晚。
而半年前，张居正回乡葬父更是气焰煊赫。他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豪华轿子从京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回到江陵。轿外有戚继光派来的火枪手忠诚地执行护卫工作，轿内有两个少年仆人在卧室伺候。千里路程，所到之地都有官员在路边迎接，就连藩王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给这位出身寒门的名相挤出笑脸。
此时的大明帝国，唯张居正独尊。万历皇帝说：“先生之忠上薄云天。”皇太后说：“没有张先生，哪有我们母子。”官员们说：“张先生身负不世之才，是明朝的大救星。”
当然，也有改革的受害者对其恨之入骨，但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弱小，早已被淹没在一片赞颂声中。
此时的张居正，身上没有一点纤尘。他是普照大地的骄阳，是皎洁无瑕的皓月，是降临在人间的天使，所有人的赞颂声都千篇一律。
05
1582年，张居正去世。做了十年首辅，他耗尽所有精力才留下高效的政府、富庶的仓库、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
他早年间曾许下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可在此时，张居正头上的每一个光环、被赞颂的每一件事，都成为摆弄权柄、谋求利益的罪证。首先发难的，正是万历皇帝。他发布诏书：“以前清查田地期间，有很多不法行为，所以那次登记造册的数据是。
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
这是一位官员写的拍马屁对联，他用黄金制成后送给张居正，而张居正又堂而皇之地挂在自家客厅。狂吧？还有更狂的呢。16岁的万历皇帝想给母亲重新装修一下宫室，毕竟操劳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成了皇太后，也该享享清福了。张居正说：“不行，祖宗们营造的宫殿已经很完美了，不必乱花钱。”
张居正的母亲从老家进京，马上就被接到皇宫，得到了皇太后的接见。她们手拉手说着家常话，仿佛相见恨晚。
而半年前，张居正回乡葬父更是气焰煊赫。他乘坐三十二人抬的豪华轿子从京城出发，一路翻山越岭回到江陵。轿外有戚继光派来的火枪手忠诚地执行护卫工作，轿内有两个少年仆人在卧室伺候。千里路程，所到之地都有官员在路边迎接，就连藩王也必须低下高贵的头颅，给这位出身寒门的名相挤出笑脸。
此时的大明帝国，唯张居正独尊。万历皇帝说：“先生之忠上薄云天。”皇太后说：“没有张先生，哪有我们母子。”官员们说：“张先生身负不世之才，是明朝的大救星。”
当然，也有改革的受害者对其恨之入骨，但他们能发出的声音实在太弱小，早已被淹没在一片赞颂声中。
此时的张居正，身上没有一点纤尘。他是普照大地的骄阳，是皎洁无瑕的皓月，是降临在人间的天使，所有人的赞颂声都千篇一律。
1582年，张居正去世。做了十年首辅，他耗尽所有精力才留下高效的政府、富庶的仓库、干练的队伍和知足的百姓。
他早年间曾许下宏愿：“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可在此时，张居正头上的每一个光环、被赞颂的每一件事，都成为摆弄权柄、谋求利益的罪证。首先发难的，正是万历皇帝。
操盘政治斗争的大哥，基本不会亲自下场博弈，而是通过推动某项政策实施，最终赢得政策的主导权，以及日常事务的话语权。胜利的一方会以此为突破口，进一步扩大战果，失败的一方往往日薄西山。
对日的战与和，就成为“帝党”和“后党”的博弈点。按照光绪和“帝党”的设想，甲午战争是自己的立威之战，一旦获得成功，便可以掌握朝廷的话语权，再不济也能获得自由，就像康熙擒鳌拜一样。再加上翁同龢和李鸿章有私仇，所以他们不停地催李鸿章出战，最好能把北洋的家底拼光，再把日本阻拦在国门之外。
在全民亢奋的时候，“后党”不得不暂时退让。但光绪和翁同龢不知道，北洋水师的装备已经落伍了，不论船速还是大炮，和日本都不在一个档次。而大清的官僚体系也烂到家，贪污腐败、贪生怕死成为官员的顽疾。
日本在进攻朝鲜时，总指挥叶志超不停向朝廷要钱、要粮，可日军攻入平壤时，搜出价值一千万两白银的金锭和金砖，留下的粮食足够日军吃一个月。反观清政府一方，朝廷各大官员在煤矿等企业都有股份，他们宁愿把优质的五槽煤卖掉换钱，也不愿意卖给北洋水师，导致军舰只能使用劣质的八槽煤，航速只有设计航速的一半。
一处如此，处处如此。
从这方面来看，后党主和也不是单纯的卖国，而是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家底，与其拼光，不如留着当花瓶看。光绪和“帝党”的夺权计划，遭遇遍地都是蠢队友的囧境。随着战争失败，主战派的话语权再次被削弱，主和的“后党”再次成为朝廷的主心骨。光绪和慈禧的第一次交锋以光绪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在权力斗争、家事不和、公报私仇的纠葛中落下帷幕，李鸿章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赔款2.3亿两白银。日本获得持续发展的巨额横财，大清则扯下了同光中兴的遮羞布。被迫在条约上签字时，光绪皇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
人生在世，如项羽那样璀璨的人生，毕竟是凤毛麟角，大多数人都是在社会的泥潭里艰难地挣扎。奋斗、努力、低头、认、拼命，最后仍然留有遗憾，这就是一生的宿命。
仰不愧对天，俯不愧对地，照顾好身边的人，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就像刘邦回乡后，跟父老乡亲喝酒时唱起的那首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歌中有胜利的欢喜，有游子归故乡的荣耀，也有事业未尽的遗憾。
如此，足矣。
李白在《侠客行》中有过一段热血沸腾的描述：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
然而，在李白写诗的六百年前，大侠曹操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大汉帝国的衰落，不只是皇帝的问题，而是社会制度出了大问题。于是曹操在兖州时总结出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一，屯田。原本是国家赋税来源的自耕农，大部分都被豪强纳入自家的庄园中，成为奴隶。所以曹操就将无主的田地收为公有，发放给无田可耕的流民，让他们重新做自耕农，成为国家直接掌握的税源和兵源。
第二，求贤。汉朝选拔人才的“察举制”早已败坏，人才能否走入上升通道，基本以家族在当地是否有势力为标准。曹操决心打破这种扭曲的人才选拔制度，不问背景、财富、品德，只看是否有才能。在这种“唯才是举”的制度下，典韦、满宠、温恢等一大批实干型人才崭露头角，成为曹操事业的支柱。
就靠这两招，人才、粮草、兵员源源不断地聚集到曹操的手中。再加上曹操惊才绝艳的军事才华，一个又一个强敌在他的手中灰飞烟灭。他的地盘也从兖州一隅，扩张到豫州、冀州、并州、凉州、徐州、幽州。曾经遍地荆棘的北方大地，在曹操的治理下蒸蒸日上，充满勃勃生机。
人一辈子积累学识的最佳时期，往往是成名前的幽暗岁月。一旦事到临头才想起来知识不够，那时已经晚了。
李鸿章主张重点防御海疆，防止英、法、美、日等国从大海而来，扰乱大清的财赋重地。而左宗棠则主张“海塞并重”，因为西边有强大的俄国和从印度而来的英国。
平心而论，二人坚持的立场都有道理，大清国的土地一块都不能少。但是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我们的国土太大，新疆不要了。”
此时的新疆压根儿不在大清手中，而是被俄国支持的叛军阿古柏占据，并且已经得到了英、俄的外交承认。这就把“钢铁硬汉”左宗棠惹火了，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说不要就不要了？敢情不是你李中堂家的地，你就一点儿都不着急是吧？
于是左宗棠给朝廷写了一封万言书，大意是：“天山南北两路粮产丰富，牛羊遍野；煤、铁、金、银、玉石藏量极为丰富。所谓千里荒漠，实为聚宝盆。因此，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幸好，还有明事理的人，一个是军机大臣文祥，另一个是慈禧太后。不管后世给老太太什么评价，但是涉及利益的问题，慈禧的态度还是很坚定的。她决定支持左宗棠收复新疆。于是，64岁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再一次披挂上阵。
在晚清名臣中，左宗棠是一个异类。他与其他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点燃自己的一身正气作为火把，在浑浊的时代照亮前路，也温暖了整个世界。
23岁时，左宗棠就写下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其气势之豪迈，丝毫不像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近50年后，垂垂老矣的左宗棠依旧一身肝胆。在西征新疆之前，他曾写过一封家书：“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力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些福泽与儿孙，留点榜样在人世耳。”
当大清的衮衮诸公在醉生梦死时，他们是否知道，这个“抬棺上阵”的老人在万里戈壁中的奋斗？左宗棠在不顾生死拼杀时，是否知道，他所保卫的江山被一群瘾君子、真小人腐蚀得千疮百孔？
他是知道的。尽管如此，左宗棠依然背对浮华，面向艰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下去，拖着身后的老帝国艰难地前行。
这才是真正的英雄，十年饮冰难凉热血的真英雄。世人都说左宗棠太犟了，可我就喜欢他这样的“犟骡子”。在任何时代，最缺的就是这样的钢铁硬汉，他们才是民族的钢铁脊梁。
如果说普通员工参与分红，能够有一份安身立命的收入，那么对商号的管理人才，乔致庸只要认定，就能立马破格任用。
1881年，平遥“蔚长厚”的掌柜阎维藩被排挤，他决定返回山西老家另谋高就。乔致庸听说此人才能了得，于是派了两路人马，带着八抬大轿，分别在阎维藩可能出现的路口等候。一连等了八天，阎维藩的身影终于出现。
看着风尘仆仆的乔家人，阎维藩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但他坚持不上轿，他要与乔家人并肩而行。最后实在相持不下，他才在轿子里放了一顶帽子，算是代替他坐轿了。
回到祁县后，年仅36岁的阎维藩当即出任大德恒票号的掌柜。他凭借出色的才能，在后来的26年里，让大德恒票号每股分红都在8000到10000两白银，真正是“一言兴家，一言振业”。
还有“文盲掌柜”马荀，这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伙计，因为出色的业务经营能力，被乔致庸一举提拔为大掌柜，将包头的“复盛西”商号经营得日进斗金。
乔致庸散了钱财，却聚集了人才；他的生意，富了自己，也富了众人。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负责筹措军费的有两人：胡雪岩和乔致庸。当胡雪岩在江浙筹措到军费后，就由乔致庸的票号运送到前线，保障军队的用度；当军费紧张时，还要向乔家票号贷款。可以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军功章上，也有乔致庸的一份功劳。
正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还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一见面，左宗棠就拉着乔致庸的手说：“亮大哥，久仰了。我在西北有所作为，全赖亮大哥支持。”
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在临走时，左宗棠还给乔家留下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师”时，听闻晋商富甲天下，便派人到山西商人中去募捐。
40年前，英国人就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从此国运沦丧。大清国要组建水师，在乔致庸看来是再正义不过的事，他带头认捐10万两白银。
这个出手大方的山西商人乔致庸，马上就被李鸿章记住了。为了表示感谢，李中堂亲手写了副对联派人送到祁县：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商人苦心经营积累的财富，到底是用在花天酒地的个人享受，还是花在资助国家回馈社会上，乔致庸在一百年前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乔致庸拟定的《乔氏家训》中，开篇就告诫子孙要谦和谨慎。
能知足者天不能贫，能忍辱者天不能祸。
求医药不如养性情，多言说不如慎细微。
当时山西很多豪商的大院子里，都有供族人享乐的戏台，但乔家没有。现在“乔家大院”里的戏台，是民国年间生意败落、子孙腐化时修建的。在乔致庸掌家期间，最怕的就是子孙玩物丧志，以至于家里的丫鬟都不敢招年轻漂亮的，而是专门找粗枝大叶的中年妇女，就怕家里男子惹出难堪的事情。
乔致庸亲自拟定了六条家规：不准吸毒，不准纳妾，不准虐仆，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如果家人违背其中任何一条，必须跪在大院中，在大家的目睹下背诵《朱子格言》，直到痛哭流涕地承认错误后，才能磕头谢罪，起身离开。
在严格的家规下，乔家的子孙都兢兢业业、勤勉朴素，随便拉出一个来，都能被其他晋商家族视作优秀接班人。
在银子大量流通的商号中，乔致庸也将“规矩”贯彻到底。每开一家店、每设一个分号，乔致庸都会跟经理一起拟定适合本地的号规，包括严厉的奖惩制度、人事制度，甚至还要跟新招募的伙计磕头发誓，用道德的力量来约束新人。
在乔家的商号里，从掌柜到伙计一律不准抽鸦片，更不能嫖娼，一旦被发现，就会没收身股，情节严重的甚至会被开除出号。其实乔致庸想让他们记住的，只有两句话：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
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
也只有在这样的家族氛围中，才能培养出优秀商人乔景俨、革命先驱乔映霞、抗日英雄乔惆、户部银行行长贾继英。因为人才从来都不在学区房中，而在长辈的一言一行、商号的一规一矩中。
在他13岁那年，名士周顗在府里请客吃饭。在热闹的客厅里，达官显贵在周顗面前卖力表演，希望能得到提携。那天，王羲之也来了，但他不跟别人争抢表演机会，而是在角落里默默地吃着美食。或许是看惯了世人的虚情假意，突然冒出个不争不抢的王羲之，让周顗感觉像是高山流水间的泥石流，如此惹人注目。像吃货一样的王羲之，结果被周顗看中了。
因为欣赏王羲之，周顗把压轴菜——“牛心炙”端到他面前，请他吃第一口。这原本是最尊贵的客人才能得到的待遇，这也是王羲之第一次享受到万众瞩目的滋味。
王羲之的好运气来了，真是挡都挡不住。
三年后，太尉郗鉴想为女儿择婿，于是派亲信下属去拜谒王导，想让他推荐几个优秀的子弟。谁知王导大手一挥：“王家的孩子很多，个个都很优秀，你还是去家里挑吧。”
听说太尉大人派人来挑女婿，王家的子弟们梳发型、穿新衣、包香囊，一个个打扮成选美型男。就在兄弟们忙着参加选秀时，王羲之正躺在书房读书呢。
太尉亲信兴冲冲地来选女婿，结果一扭头看到王羲之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一只手摸着肚皮，一只手捧着书，这画面着实“太美”。当王家的情况传到郗鉴那里时，他偏偏喜欢小王同学不走寻常路，于是马上就定下来：“我要把女儿嫁给他。”王羲之“人在家中卧，妻从天上来”，顺便还创造了一个成语：东床快婿。
短短三年时间，王羲之接连撞了两次大运，从此有名、有妻、有靠山，光明前程正向他大步走来。
王羲之的字太好了，当时的人们就有一个评价：翩若惊鸿，宛若蛟龙。其实用这个评价形容他的后半生，也恰如其分。
在王羲之的生命中，他唯一的朋友是书法。孤独寂寥时，他身边只有毛笔和纸张陪伴；难过无助时，龙飞凤舞的汉字带着他直上云霄；失意彷徨时，无数的帖子在听他喃喃自语。
为什么千年以来，无数人学习王羲之的字，却从没有人能达到他的境界？答案就在于，王羲之把书法当作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终在自由精神的指引下，成就“人书合一”的最高境界。
刚到浙江任会稽内史时，王羲之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打算将来在此终老。所以辞官后，他彻底放飞自我，每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
在诸多动物中，王羲之唯独喜欢鹅。他听人说会稽有位老太太养了一只鹅，鸣叫的声音特别好听，仿佛在唱歌一样。王羲之顿时来了兴趣，他带着亲友，不顾山高路远，跑去听这位“动物歌星”的曼妙歌声。
到达地方后，王羲之刚敲开门：“大婶，能把你家的鹅给我们看看吗？”老太太一看来人丰神俊朗，就说：“你是王羲之吧？早听说你们要来，我就把鹅炖了招待你们。你看，就在锅里呢。”
王羲之一听，脸拉得比驴脸都长，二话没说，掉头就走了。
没过多久，他又听说山阴有位道士养的鹅也不错，他拿了根拐杖，拔腿就走。这次他谁都没带，自己悄悄地去了。到了山阴，王羲之看着白白胖胖的鹅，顿时心满意足。
王羲之说：“道长，卖我一只鹅吧？”道士说：“如果你能给我写一篇《道德经》，我就送给你。”
写字对王羲之来说是小意思，一张纸哪有可爱的鹅珍贵？他开开心心地写完了《道德经》，带着一笼子鹅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王羲之就是这么任性。
有一年秋天，王羲之看到房子旁边的橘子成熟了，于是打算给朋友送点。他亲自摘了三百个橘子，并写了一封信：“我这儿有三百个橘子，给你尝尝鲜。但还没有霜降，再多就没有了啊。”
后来橘子被朋友吃了，信却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奉橘帖》。
又一年冬天，茫茫山野间下了一天大雪，到傍晚时分大雪才停。王羲之在屋子里吃着炖肉，喝着小酒，看着屋外银装素裹，正惬意得很。突然，他想起一件事，马上给山阴的老张写了一封信：“这里下了一阵雪，还好现在停了，你那里好吗？那件事情一直没能帮上忙，实在不好意思。”
老张有没有想开不知道，可这封信成了国宝，它就是《快雪时晴帖》，如今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乾隆皇帝曾对这幅帖子爱不释手，评价它是“天下无双，古今鲜对”。
在放飞自我后，王羲之的书法造诣更加炉火纯青。没有任何约束，全凭天马行空，随手一写就是流传
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是三国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
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七个好朋友经常在竹林里喝酒、唱歌、写文章。高兴了，还要仰天长啸。
如果你以为他们是吃饱撑的，不务正业，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时司马氏已经大权在握，时刻准备着改朝换代。时局不清明，社会又处在向士族政治过渡的时间节点上，有才华的文人也不好过。他们话不能乱说，文章不能乱写，官也不能乱做，甚至连一腔热血都不能乱洒。
七个人没事就到竹林中聚会，只有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山野之中，他们才能说说真心话。
在中国历史上，“竹林七贤”代表的是文人的自由意志。面对世事无常的局面，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妥协，而他们的精神领袖——嵇康则选择坚守。
千年以来，当世道不公时，嵇康就会成为有志者的精神寄托；当人生成为悲剧时，嵇康也是我们心中的光明憧憬。
人生漫漫，我们都在世事蹉跎中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人，唯有嵇康抱着本真的个性笑对世事，做着他少年时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相比文官领兵的范仲淹、虞允文而言，文天祥的军事能力相对较弱。他带兵来到临安后就上书皇帝：“大宋为什么军事上屡战屡败呢？就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权力，全由朝廷说了算。不如把天下分为四大军区，全部交给司令员统领，由前方负责战争。朝廷只要任命人员就行，其他的事别管了。”
平心而论，文天祥的提案基本没有可行性。自古以来的胜仗，都是靠朝廷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权力下放的结果只能是军阀割据，投降的速度只会更快。
在蒙古铁骑如泰山压顶般南下时，文天祥最终没能力挽狂澜。整整三年时间，他带着残兵一路迎战一路败退，苏州、临安、温州、江西……最终在广东汕头潮阳县被元军千户王惟义俘虏。
1278年11月，文天祥被押解至元军张弘范的大营中。手臂粗的牛油灯闪烁，张弘范露出得意的笑容。他抿着嘴看着早已贵为丞相的文天祥，说：“你给张世杰写封信，让他投降吧。”文天祥说：“好，我写。”文天祥给张世杰的信中只有一首《过零丁洋》。他不是劝降，而是在劝他不要降。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国势飘零如雨打浮萍，我辈不能挽救社稷和百姓，能做的只有不愧对祖先。
这首《过零丁洋》并没有到达张世杰的手中，而是被张弘范截留了。他看着墨迹未干的字迹，不禁对这个亡国丞相生出敬意。随后，一份报告被送到忽必烈手中：“这是一名义士，不能杀。”
做领导的都喜欢忠臣，最好是对自己尽忠。如果是敌人的忠臣，也要表扬，意思是让自己手下的人好好学着点。
文天祥躲过一死，被一辆囚车押往北京。
在北京，文天祥是愿意活下去的。元朝皇帝忽必烈正在大力求才，尤其是南宋的文人学士。听说文天祥是南宋的第一等人才后，忽必烈就劝他留在北京，还帮他买房子、上户口。
文天祥说：“如果让我以道士的身份做顾问，可以，官就不做了。”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一个有命，一个有名，可极力反对的恰恰是南宋的投降派。
如果让文天祥这样的反抗者都活着，那他们举国投降的人又算什么？汉奸就不要脸的吗？于是南宋宰相留梦炎上书说：“如果文天祥回到南方，再次号召民间起义，那可怎么办？”
文人玩起文字游戏，最是歹毒。这样一来，事情就很简单了。文天祥要想活，就得投降；如果不做元朝的官，就得死。
文天祥最终第三次“造反”。他不再苟且偷生，决意从一而终，向死而生。1282年12月，忽必烈问他：“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文天祥说：“忠臣不事二主，但求一死。”第二天，文天祥被斩于菜市口。元朝人却说：“宋之亡，不在崖山之崩，而在燕市之戮。”
近几年有个很流行的概念，叫“走出舒适区”。其目的在于，鼓励大家不要沉溺在舒适感当中，而是要寻找艰难的路，在一次次的难题破解中磨炼自己，最终才能成就美好人生。
文天祥不就是这样吗？他在舒适区中生活到40岁，当时代大潮来袭时，他却好像换了一个人，首先放弃精美的生活，然后寻求精神的不朽，最终放弃求生的希望。
文天祥不断对过去的自己“造反”，剔除生命的杂质，只留下最璀璨的一部分，那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核——正气。
我们不能成为文天祥，但也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像文天祥被杀后留在衣带中的遗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事实上，徐渭没能等到报答胡宗宪的那一天。因为严嵩倒台了，作为下属的胡宗宪也跟着倒了霉。眼看着好友和恩人惨死狱中，他却什么忙都帮不上，更担忧自己也被迫害，这位“东南第一军师”崩溃了，为胡宗宪，也为自己。好不容易有点起色的人生，再也看不到半点希望。严重的精神压抑，让他陷入自杀的情绪中。他先是用斧子砍自己的头，“以利斧击首，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接着拔下墙上三寸长的铁钉，插入耳朵好几寸，血流如迸，医治数月才好。最后用锥子击碎了自己的肾囊，但结果还是没死。
因为怀疑续弦的妻子张氏不贞，他手起刀落杀了自己的老婆。杀人可是犯法的，徐渭被抓进了大牢。在牢狱中，徐渭披戴着枷锁，身上长满了虱子，冬天床头积起了厚厚的雪，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人抢走。
1573年，坐了七年牢的徐渭借着万历登基、大赦天下的时机终于出来了。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他已经没有任何人生理想和政治雄心。
徐渭已经死了，但青藤先生浴火重生。
53岁的徐渭，真正地抛开了仕途，前半辈子为了稻粱谋，后半辈子想为自己而活。
少年便是神童，中年上表得皇帝称赞，经过几十年的磨炼，辉煌、跌落、死过、活着，徐渭的才情早已炉火纯青。人生的无望、梦想的破碎、接连的打击，他已经一无所有，能够陪伴他的，只有走过的路和读过的书。
出狱后，徐渭先后游览了杭州、南京、富春江一带，并结识了许多的书画圈朋友。五年后，宣大总督吴兑邀他北上，他欣然前往，并担任了吴兑的文书一职。出任这个职务完全是出于帮朋友的忙，所以有事他就做，没事就四处玩。
后来，经戚继光介绍，他绕过居庸关，到辽东拜访李成梁。他把自己一生的兵法心得，结合在东南抗倭的实际案例，全部教给了天资聪颖的李如松。
1877年，王国维生于浙江海宁县。从小“体质羸弱”的王国维，人生道路早已被父亲王乃誉规划好：读经书、考科举、点翰林、做高官，这也是传统士大夫走过千年的老路。
要想在科举中金榜题名，就要读“四书”“五经”。可王国维从小就不喜欢这类书，他就这么马马虎虎地读了几年，竟然在15岁那年考中秀才，成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他前往杭州继续参加考试，此时的他再也没有了好运气，结果不出意外地名落孙山。当世界为他关闭一扇窗户时，也很贴心地为他打开了一扇门。他在杭州第一次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更宽广的天地。后来，他在《三十自序》中回忆：“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
他的父亲也是开明的家长，没有阻拦王国维读这些课外书。王国维选书的理由也很简单：能够救国救民的书就必须读。而要救国救民，当时只有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从此，他开始凭借自己的兴趣，走上了一条望断天涯的登天路。
既然背离了“四书”“五经”，也就直接导致他在科举中再无寸功，金榜题名的荣耀也与他彻底无缘。1898年，王国维来到上海谋生，在《时务报》报馆做些抄写校对的工作。清贫的生活没有让他忘记来上海的目标——“读书救国”。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他勤奋刻苦地学习了德文、英文、日文，并且通读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哲学家的著作，成为最精通西方哲学的中国人之一。
如果按照这条路走下去，王国维很可能会像胡适一样，成为西装革履、吃面包、喝牛奶的“全盘西化”人士。罗振玉的出现，却造就了“中西合璧”的王国维。
在《时务报》报馆工作时，王国维每天午后会去隔壁的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有一次，他在学习之余顺手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其中有句是这么写的：“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如此大气雄浑的诗句，瞬间让东文学社的老板罗振玉大感惊异，于是，他决定资助这个年轻的学子，让他好好学习，没有后顾之忧。
罗振玉不仅资助王国维东渡日本留学，还让他在自己主办的《教育世界》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性文章。就在一颗学术明星冉冉升起时，罗振玉却又给了他当头一棒。
事实上，王国维不仅面目严肃，生活中也无趣得很。他能写出《宋元戏曲考》，却没有看过一场戏。他每天都会经过颐和园，却从没有进去好好玩一玩。跟学生在一起，如果没有问题要回答，他就一根又一根地抽烟，两人相对无言，也不觉得尴尬。
他的孩子王东明回忆说：“父亲的一生中，可能没有‘娱乐’这两个字。”徐中舒却评价他：“他是有热烈的内心情感的人。”
王国维在家中书房读书写作时，别人一般不敢去打扰他的清净。但孩子们玩耍时还是会不小心闯进他的书房。每当这时，夫人就来到门口，装作很凶的样子叫孩子们出来。王国维被打扰了清净，却没有丝毫的懊恼，反而挡在孩子们前面，跟夫人做起“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孩子们在他休息时也喜欢缠着他读诗。王国维就拿着书本一遍一遍地读，甚至还跟孩子们玩他不擅长的画画。他随便勾两笔，胡话张口就来：“这是一艘船，这是个老头子。”这样的老顽童，跟那个令人生畏的王先生简直判若两人。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的小朝廷逐出紫禁城。王国维作为溥仪的老师，也在被逐之列。这次事情，被他视为奇耻大辱，一直如鲠在喉。
1926年春夏，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命其部下开进河北。两年前的悲惨遭遇，再一次浮上王国维的心头。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不过是再难受一次，可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当年北伐军攻入长沙，自命清室遗老且留有辫子的学者叶德辉，被军队强势镇压。这哪里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要彻底除旧布新啊。
1927年，更是人心惶惶的一年。学生姜亮夫去拜访王国维。王国维就问他：“有人劝我剪辫子，你怎么看？”姜亮夫只好说了些宽慰的话，让老师放宽心，还是顺应时事的好。王国维说：“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
一生坚守的中国文化被所有人弃如敝屣。本想着多读书、多教点学生，可时代要彻底扫清旧文脉存在的土壤。作为一介书生的王国维，在激烈动荡的大时代浪潮中进退失据，面对彷徨前路，他彻底失去了方向。
同样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夫子还能“注六经、修春秋”，王国维却无力反抗，只能眼不见为净。
1927年6月2日，颐和园昆明湖边，王国维平静地抽了一支烟，然后无悲无喜地向前走去，一头扎进平静的昆明湖中。后来，众人在他的口袋中发现了一封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